近期，美国商务部出台新规，未来给华为芯片制造提供生产设备的企业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授权许可。此举进一步限制了华为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获得制造芯片的能力。这是继中美贸易战后又一次由科技创新引发的对我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科技创新也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他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在当前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科技创新已成为产业变革的“提速器”和“催化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一些瞩目的成绩，涌现了如华为、腾讯、大疆等领先的科技公司，但是，虽然我国算得上一个研发大国，但从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说还远不是科技强国，仍存在高技术企业不多、核心技术掌握不够、高科技含量成果有限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从研发投入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看，虽然我国科技论文产出、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从研发质量来看，中高端科技供给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突出，缺少原创性重大技术的突破。且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能力不足，被国外牵着鼻子走，形成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二是科技体制活力不足。当前，国家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及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仍然用传统的管理手段来管理创新驱动阶段的年轻一代研发人员，科技成果评价仍存在“论文挂帅”的错误导向。同时，我国各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相互之间条块分割、资源重复分散比较突出，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乏力，跨部门、跨领域、跨单位的实质性强强联合较少，导致科技创新活力不足。三是科技创新动能不足。一方面，成果转化不足。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科技成果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当前，我国对知识产权和创新权益的保护力度不够，导致创新主体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应用的价值获得不匹配，抑制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同时，科研人员激励不到位。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没有充分激发出来。

　　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大国，进入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提升的历史阶段。从国际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警示我们，美国将我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必将对我国进行长期的打压和遏制，大规模的科技创新势在必行；从我国自身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我们正在经历的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历史性飞跃中，必须坚定不移依靠创新驱动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我们应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为此，建议：

　　1、提升科技创新规划水准。一是明确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在战略方针上，着力破解瓶颈制约、攻克关键技术、提升原创能力，促进一批重点高技术产业进入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在能力水平上，着力提升致命短板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能力；在创新体系上，强化创新活动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二是强化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建议设立由国家主要领导人牵头的中央科技创新委员会，统筹审议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以及重大政策和体制改革方案，强化国家科技创新重大决策的统筹协调与资源配置；制订5年、10年、15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确定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举措，制订重点领域、关键产业、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加强科技资源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政府、地方与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关系以及资金、人才、基地等人财物的关系；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对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创新科技资源集中整合模式。三是形成国家战略科技的引领力量。进一步研究论证国家实验室的领域布局，依托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等最具核心优势的国家创新单元，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聚焦国家目标，优化布局结构，创新运行机制，强化绩效考评，加大对各类科技创新基地的整合力度；建立健全适应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建设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重点和稳定支持其在基础前沿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中发挥骨干引领作用。

　　2、提升科技创新管理水平。一是构建全方位的科技人才保障体系。系统调整科技人才工作的供给政策，出台法规制度保障创新主体的用人自主权；完善海外人才计划，提高用人单位海外人才引进和使用质量，对海外重点科技国家、区域及引领性人才试点设立绿色通道，如放宽外国人在华居留、移民等政策，积极推动国外科技人才来华融资、投资、移民。二是实施科技教育内涵式发展。在基础教育上，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在高等教育上，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对接，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改革教育培养模式与方法和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在职业教育上，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与吸引力，加快培养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三是拓展研发组织模式。对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施“创新联合体”研发模式，由政府策划组织、产学研有机联动及多元化筹资模式，由市场牵引研发方向，深耕基础性共性技术；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游学、研讨会、求职宣讲会和博览会等形式，在全球配置高端创新资源，充实人才库、构建人才网络。四是推进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质量，积极并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开展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集聚和运筹全球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的有效性和效率；积极建立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关系，寻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深度合作，积极拓展我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及其他科技大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我国在合作中的科技地位和主动性。

　　3、提升企业创新治理效能。科技创新，企业赖之以赢。一是优化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优化创新主体结构，从以体制内数量庞大的科研机构为主导，转向以高科技企业为主、多类型主体协同转变；完善科技创新政策配套，形成有利于科研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体系；.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健全创新人才评价标准，突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中长期目标导向；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统筹运用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员工持股等激励政策，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环境。认真研究和遵循国际规则，尊重开放创新发展过程中各国的知识产权，采取引导、监督、奖惩等多种政策手段，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政府采购体系对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力度；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服务业，运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三是高效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借鉴美国、英国等研究机构实践，成立商业化组织, 通过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创业教育对成果转化活动进行个性化支持；实施产学研协同共生，国家、省、市各层级出台相应政策促进高校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精准合作，引导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商会、制造商、供应商和服务商等不同主体构建创新网络集群，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