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创新打造中国制造业新优势

发布时间:2017-08-02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在开放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只能在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有效利用外资,与国外的企业在研发、技术、资本和人才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将大大缩短转型升级的过程。
  制造业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当前稳增长、调结构的战略支点。重视制造业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大国争夺全球新的经济战略制高点的关键。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的25%,但目前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两端挤压,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核心竞争力的缺失而面临被淘汰。
  我国制造业走出困境并维持国际竞争力的唯一出路在于转型升级。在开放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只能在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有效利用外资,与国外的企业在研发、技术、资本和人才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将大大缩短转型升级的过程。
  外国投资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改革开放后,我国制造业发展迅猛,外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弥补了国内资金短缺,还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境外市场需求,使我国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在我国制造业发展进程中,外资产生的外溢效应很显著。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变革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释放了我国的生产要素优势,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格局,成为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的主导因素。二是培育了我国原本不具备大规模出口能力的制造业部门,如电子、通讯、家电等行业,使这些行业在较短时间内融入国际供应链,使我国形成了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制造业平台。三是外商投资企业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吸收外资通过技术服务、零部件生产在当地外包、人员培训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总体而言,外资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序和环节配置在中国,引领性的关键技术不多,产品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外资企业技术外溢与国内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联动性不强,对我国制造企业的技术提升效果低于预期。
  产能过剩和技术落后是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经过出口导向型模式和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两个阶段,制造业迅猛扩张后形成的巨大产能,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相当数量的制造企业处于经营困难的状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6.1%,低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8%的速度。
  制造业利用外资总体规模下降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呈现总量下降、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1—4月,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717.2亿元,同比下降14%,占全国外资总量比重为25%,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
  美国、德国和日本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制造强国,在关键行业技术、先进材料和高端配备硬实力及品牌影响力、人力资源、法律法规体系等软实力方面都比较强,但这些国家在我国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并不高。
  外商投资增长相对较慢的行业多属于传统制造业、资源型制造业以及内资垄断性制造业,这些行业创新能力不强、竞争力差、产品或服务质量不高,而增速较快的通信电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资金技术密集型新兴行业中,外商投资成为推动行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力量。
  我国制造业对国际投资吸引力下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外资增长空间受到国际投资格局变化的不利影响。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制造业竞争环境恶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越南等,利用其相对更低的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制造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弱化,国际资本开始寻找更具竞争优势的投资区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战略的实施以及跨国公司对全球制造业综合成本的重新考量,推动部分制造业回归。
  第二,我国经济正面临比较大的转折,国内市场饱和度、投资政策、要素成本的变化,中西部地区产业链配套不完善、物流成本偏高等都加剧了制造业领域外资的下行压力。
  第三,需要反思的是,我国外商投资环境存在根本性缺陷。高污染、高房价、高物价、高成本、高税费等使得投资者心理恐慌。此外,制度性因素对外国投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国外商投资环境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仍较突出,使外商对发展环境、发展预期和长期投资缺乏信心。
  提升制造业利用外资水平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外资减少将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减少,继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所以下降趋势长期化或幅度过大势必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还需要正视的是,我国工业基础与能力尚待强化,制造业本身的发展还远谈不上充分,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
  高新技术制造业是高度全球一体化的产业,跨国公司是全球范围内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要加快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就要加快引进外资。为引导外资经济走在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前列,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打破认识误区。目前认识上存在的偏差,一是认为外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有较高的份额,现有的产业保护措施都是必需的,有利于保障我国民族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二是认为国内资金供给充裕,不少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内资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制造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资的内在需求减弱。三是认为当前国际投资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规则是发达国家遏制中国的手段,将自主同外资完全对立起来进行批判。这些封闭思维和错误观念从舆论环境传导至决策层面,很大程度上导致我国在推进中美BIT谈判、推进外资“三法合一”等方面进展缓慢。因此,有必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第二,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为了更好地吸引国外先进高端制造业企业来华投资,我们需要继续“筑巢引凤”。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取消或减少对内资企业的行业保护,扩大外商投资产业范围。二是简化行政审批,促进投资便利化。三是鼓励制定出台多样化招商引资政策。下一步要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尽快完成新外资法的修订,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水平,建立集中统一的外资管理体制。
  第三,扩大开放和国际合作。近年来,各发达国家都在纷纷制定重振制造业计划,美国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了《工业4.0》,英国发布了《英国制造2050》,日本发布了《2014制造业白皮书》。这些计划与《中国制造2025》形成竞争关系,但从中也可以找到合作的空间。当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仍然偏严。印度政府近三年来不断放宽外资准入,2014年,印度政府放宽医疗设备、建筑、保险等领域外资限制;2015年,印度政府放宽民航、银行、零售和传媒等15个行业的外资限制;2016年,印度政府放宽国防、制药等领域的外资限制。我国应从顶层设计开始,制定开放目标和规划,破除垄断行业实质性开放的阻力;选择部分产业基础好、配套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中国制造2025”国际合作示范区,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财税金融、科技创新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
  第四,加大人才储备和培养。目前,我国制造业技术工人无论是数量还是技能都无法满足转型升级的需要,中高级技工比例明显偏低。国内工资水平的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从低端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难以胜任高端制造业技术岗位需求,政府需要加大制造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善技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在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制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税前抵扣政策,优化制造业人才供给结构。
  第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仅凭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不足以支撑我国制造业发展,在吸引外资方面也不具备明显优势。在新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利用外资,一方面需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产业政策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应尽快研究制定支持制造业利用外资的专项文件,建立项目优先的政府服务通道,体现鼓励性倾斜政策,使国家有关制造业开放政策落地见效;应加强对已有各类支持性政策的梳理和评估,加强中央支持政策和地方支持政策的衔接和配套,提高政策支持的效益和效率;应加大对新兴产业的减税力度,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收费。2017年4月26日,美国公布了自1986年以来力度最大的减税计划,国际税收竞争将驱动外国投资从高税国流向低税国,为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我国应减低税负。建议重点鼓励类制造业项目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先进高端制造业重大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范围,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税前抵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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