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飞地经济”成为各地强化招商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随着“飞地经济”的日渐成熟，“反向飞地”诞生，开始由经济欠发达地区主动飞入较发达地区，将招商的触角直接延伸到飞出地，对地方经济、招商引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1“反向飞地”设立模式

　　长三角地区一些自身条件弱的地区，在自身难以快速赶超的情况下，通过建立飞地快速获取发达地区的人才、区位、资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浙江衢州通过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设立“反向飞地”，寻找并引进创新资源和要素，实现“逆向孵化”和“逆向创新”。如2013年底，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在上海张江租赁物业，设立了“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成为衢州生物医药企业在上海的“孵化飞地”，大有“离岸创新”的色彩。2016年4月，投资3.2亿元建设的6.7万平方米的衢州海创园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旁边拔地而起。2018年5月，4000平米的浙江衢州绿海飞地（深圳）产业园正式落户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这是在深圳行政区域内的第一个“反向飞地”。这些在一线城市的“反向飞地”，集中在新能源新材料、电子化学、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如脐带一般源源不断地向衢州“输养”——在一线城市是孵化器，到了衢州就变成研发中心和产业化基地，借势借地借人才，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孵化-加速-研发-中试-产业化”科技创新链条。

　　02“反向飞地”园区模式

　　如今在产业地产市场上，有一种“反向飞地”园区招商创新路径。在上海虹桥商务区，有一栋叫作“东方美谷·虹桥中心”的总部楼宇，可租赁面积近23000平方米。这种总部楼在虹桥商务区鳞次栉比，本不稀奇，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栋大厦是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沈陆、曙光、张翁庙、华严、庙泾等五个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镇级集体资产经营平台共同购买了虹桥绿谷B栋商务楼后更名而来的，当时是2016年初，投资额1.3亿元。购置楼宇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虹桥商务区的楼宇升值显而易见，能够实现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东方美谷·虹桥中心主要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上市公司总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领军企业总部，并伺机将它们的高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基地部分引入奉贤区南桥镇。简单来说，这就是南桥镇在虹桥设立的“招商办”，形成一种招商引资的“反向飞地、两桥对流”模式。但那些大型企业又为什么心甘情愿把自己拆分成两部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是虹桥和南桥的地价差。虹桥寸土寸金，放总部办公比较合适，又有品牌和资源的高地效应；南桥有土地和优惠政策，把研发生产迁移过去能够降低成本。同时，还创新出台了“以税抵租”的政策，即企业可以免费入驻虹桥的总部楼，无偿享受总部楼宇的办公配套服务和品牌效应，但要注册在南桥镇，税收都要交在奉贤，以这个税收来抵销虹桥的租金。

　　南桥镇还只是上海区与区之间的“挖角战”，类似还有奉贤区金汇镇在2015年购买下紧邻自贸区、面积约1.7万平米的浦东新区金台大厦。已经越来越多来自浙江、江苏的城市开始利用这种反向飞地招商模式来上海“淘金”，如浙江余姚在虹桥商务区买了7000平方米的办公楼宇，总部楼目标是要达到年税收100亿元，还有浙江的嘉兴和衢州，江苏的盱眙等，也都在上海购置了类似的总部楼，希望实现“反向飞地”效应。

　　03“飞地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部分“飞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瓶颈问题”逐步出现。传统“飞地”模式中，由于飞入地相对偏远，基础配套设施底子较薄。虽然园区内建设力度大，但对外交通不便的状况仍然存在，跟不上园区发展速度，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招才留才也面临较大压力。

　　在“反向飞地”模式中，因飞入地耕地资源相对稀缺，开发用地日趋紧张，想入驻的企业排起长队，难以进场。同时，部分“飞地”虽然在建设之初就已约定双方的投入和利益分配比例，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有“摩擦”，都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利益分配中引发博弈，陷入“前几年热情高涨，后几年水不活鱼不跳”的尴尬处境

　　因此，需要拓展思路，突破发展瓶颈，让“飞地”经济更高质量发展。首先，增强市场意识，围绕互利共赢做文章，不断创新“飞地”经济模式，用活“反向飞地”新模式，将传统“飞地”模式和“反向飞地”模式相结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如浙江慈溪市在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的同时，市政府又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整体租用写字楼等场所，提供给本地企业使用，设立研发中心，并异地布局众创空间，孵化企业和项目，使之成为产业升级的另一个战场。其次，携手企业开拓资源，“反向飞地”既可以政府主导，也可以企业主导。以湖北省会武汉城市圈发展为例，武汉的制造业通过传统“飞地”模式向四周扩散，周边城市借助“反向飞地”模式利用武汉的高科技优势，双向结合，相互借力，有利于构建多层次产业结构，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