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一名与会者注意到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介绍的情况：在生产精度非常高的半导体工厂，现场几乎没有操作工。在检测、控制环节，由于智能化技术的导入，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智能设备取代。

　　对此，他提问李东生：“我们看到部分生产线确实缩减了人工，也有可能创造了其他的岗位。对您的企业来讲，数字化对就业的整体影响是怎样的？”

　　李东生认为，从工程制造体系来说，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工人的减少，这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就TCL而言，在过去10多年里，员工总数在增加，而“增加是来自于产业规模的扩大”。

　　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给出一组数字：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增长了60%左右，创造了3.15亿个就业岗位，连续38年每年创造8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种爆炸性的就业增长与中国最快的减贫时期相吻合，“这再次证明创造就业机会是消除贫困、实现繁荣的最可靠途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了类似工业革命早期的变化，如制造业就业占到劳动力的40%。但随着技术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率提高，很多劳动力进入服务业。“在英国，80%的人口就业都是在服务业。”克里斯托弗表示，产业技术创新会为经济带来结构性转型，但新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取消就业，“更多的结果会是一种转型”。

　　而如今，数字化被视为“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一些工作岗位，但同时也是巨大的生产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说。

　　在克里斯托弗看来，工人需要通过学习新的技能，转入新的工作领域，服务业是能创造和接收更多人就业的领域。他举例说，人们买多少汽车、消费品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对于服务业的消费是无限的。

　　“很多工人需要在服务业再就业，但服务业却没有赶上需求增长的步伐。”克里斯托弗说，尤其是一些低技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人口，需要实现技能的升级。因此，在这个阶段应该思考，现代的服务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充分利用新的技术，不要出现失业工人与新企业需求的错配。他建议，企业可以为工人提供对接相关技能的培训，学校也可以“教一些文科的内容”。“如果我们去学校只学理工科，然后发明一些机器来取代我们的就业，可能是在自掘坟墓了。”

　　除了技术发展对于就业岗位的影响，中外嘉宾同样关注“如何能创造好的、充足的工作机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表示，新冠疫情对就业冲击较大。2020年到2023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累计增加1783万人，“年均新增量是过去常年的一半”。

　　杨伟民说，过去，民营经济的就业是增加的，包括比重、总量，而国有经济的就业是减少的。新冠疫情以来出现了反转，国有经济的就业在增加，民营经济的就业在减少。在他看来，如果要持续稳定地扩大就业，应该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就业增长格局。

　　“国家对扩大就业已经采取了不少的政策。另外，正在推进的市场准入领域改革也会使市场自发地创造出有效的就业岗位。”杨伟民认为，前几年，中国对一些行业加强了规范和治理，这是非常必要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今后，将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好地兼顾发展与治理，民营经济预期转好了，就会扩大投资、扩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