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够最大限度从源头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破解基层社会矛盾外溢和升级这一最突出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科技学院院长梁丽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任务要求。在顶层设计和一系列政策引领之下，我国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快速提升、成效逐步彰显。与此同时，梁丽萍在调研中也发现，各地社会治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

　　“一些地方政府把市域社会治理简单等同于城市社会治理，有的还把‘市域’简单地理解为行政级别概念。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权责边界还未完全厘清，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源投入的重复、缺失或职能的缺位、越位等问题。”梁丽萍说。

　　“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域统筹谋划、带动市-县-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梁丽萍认为，应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协调联动机制，开展多领域、多方面、多渠道的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理顺和畅通民意表达的有效路径。“改善基层社会‘微循环’，激活社会治理的基层细胞”。

　　梁丽萍分析认为，市域社会治理涉及面很广，特别伴随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阶层利益结构不断调整、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剧、新型社会矛盾风险传导性不断增强，市域已成为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产生地和聚集地。

　　“除了搭建共治平台，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联动效应外，还应加强智慧赋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梁丽萍建议，尽快完善市域社会治理的智能平台，构建数据采集、研判、决策、治理一体化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从而更好彰显市域社会治理的空间优势、手段优势和效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