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数字经济论坛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他表示，走向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将扮演关键角色。

　　汪玉凯指出，我国经济增长与数字经济的崛起有着内在的联系。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起步；1980年~1990年信息技术革命中关键技术取得突破；1990年互联网商用开始改变世界，我国搭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顺风车，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民营经济在政策红利和市场的强力推进下，实现了强劲发展；2000年后，我国消费互联网强势崛起，借助庞大的国内外市场，培育出HBAT这样有代表性的企业。

　　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99万亿元，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5万亿元，占比为36.8%；我国手机出货量、电脑出货量排名世界第一，网购规模达到7.45亿元，移动支付规模超过8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4.8万亿；我国有9.4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7%；疫情期间超过3亿人接受在线教育，2亿人利用网络接受医疗服务，超过1亿人在线办公……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已处于世界前列。

　　汪玉凯指出，“十四五”规划对数字经济发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一是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设。二是把信息化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推手。加强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全面加快数字化进程。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

　　“这样的战略部署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改变；二是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性布局，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四是数字贸易发展可能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汪玉凯表示。

　　“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科学的路径选择，要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做文章。”汪玉凯表示，数字产业化受到多种因素限制，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要量力而行，培育数字产业某方面的优势，但产业数字化各地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是要加强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如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心建设。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交叉点，工业大数据是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的交叉点，工业互联网是以原材料、机器、信息系统、控制系统以及产品、人等各种要素的互联为基础。二是加快产业数字化的进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推动产业活动由线下到线上的转型；实现产业上下游在线上无缝隙对接，配合联动，及时回应市场需求，提升企业竞争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升级，实现智能化、平台化、品牌化发展。三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包括营商环境、法制环境、人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