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由大成律师事务所主办的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合作共赢与创新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特邀加拿大前总理、大成高级顾问斯蒂芬·哈珀先生、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师荣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主任刘超等嘉宾出席；大成合作伙伴、重要客户以及来自大成全球及中国区的合伙人共约800多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在论坛“一带一路”前沿问题研究板块中，师荣耀会长作了题为“中国开发区的经验与模式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借鉴意义”的主题演讲。演讲就中国开发区的由来与主要成效、中国开发区成功的主要经验、中国开发区模式在境外专区建设中能否借鉴、建立境外专区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以下是师荣耀会长的发言全文

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合作共赢与创新高峰论坛的讲话
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 师荣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合作共赢与创新高峰论坛。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开发区协会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中国开发区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也借论坛这个机会，与大家汇报交流四个问题：第一，中国开发区的由来与主要成效；第二，中国开发区成功的主要经验；第三，中国开发区模式在境外园区建设中能否可以借鉴？第四，建立境外园区，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开发区的由来和主要成效
　　要了解中国的开发区由来，有必要先了解世界开发区的发展历史和主要概况。开发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组织形态，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尽管名称不同，但其实质都是一国或地区为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在主权范围内、在特定的区域，实施特殊的经济政策。世界上第一个开发区叫自由经济区，又叫自由贸易区，产生于1228年的法国南部的纳塞港开发区。到1547年，意大利西北边的热那亚湾又成立了雷格亨自由港，这个自由港又叫自由贸易区，扩展了开发区的内涵。到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发展较快的欧洲，需要扩大与他国贸易，以自由港为标志的开发区经济形态越来越走向成熟，特别是上世纪“二战”以后，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英国的爱尔兰建立了“出口加工区”，把出口和加工连为一体，这种“出口加工区”迅速传播到北欧、东欧、亚洲、北美和南美洲。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为发展高新技术，又成立了若干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依托，把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这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较强的经济竞争力。
　　我国开发区创建和设立，是在吸收世界各类开发区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开发区发展模式。1980年，我国首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4个经济特区，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1993年，国务院又批准了1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至此，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到32家，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候，在看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显著成果时，欣然写了：“开发区大有希望”的光辉题词。1991年12月，国务院特区办在上海闵行开发区召开全国经济技术工作座谈会，提出坚持“三为主，一致力”的方针。到1988年，国家为加快科技进步和发展，实施了“火炬计划”，积极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国务院决定在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在其省会或首府城市选择一个已建成的开发区，申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2002年，国务院第三批批准了1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发展了54家，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65.85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量的3.4%，财政收入8583.6亿元，出口创汇325.97亿元。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全方位、高起点、大纵深地向内陆推进， 1994年2月，国务院又批准设立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中国开发区模式中又多了一种形态，由国家之间共同创办中新开发区，使开发区管理机制、体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创新。1992年以来，为加快边境对外开放，国务院又批准成立边境经济合作区，有的还设立了跨境开发区，主要是以加工和出口为主。尤其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先后成立了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因其发挥了不同的功能作用，被统称为海关特殊监管区，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2006年到2015年的“十二五”末，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已达219家，其中江苏、浙江、山东为全国最多的省份。全国的国家级开发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来越明显，用占全国1%的空间面积生产了占全国GDP12%的经济总量，219家国家级开发区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开发区也成为全国转型升级的示范区。
　　进入本世纪来，我国开发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展，推动国内企业走向境外发展，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36个国家建立合作区77个，累计投资241.9亿美元，入区企业1522家，总产值702.8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26.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21.2万个。其中，在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合作区56个，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冬去春来，光阴荏苒，中国开发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也到了升级换代的“十字路口”，在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开发区开始由追求速度型向追求质量型转变，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高和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变。随着中国开发区发展的外因和内涵的不断提升，中国开发区的新一轮创新发展，也必须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这既是中国开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也是开发区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开发区成功的主要经验
　　1.冲破体制机制束缚，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
　　中国开发区建立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中“破天荒”的大事。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中国开发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可以这么说，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也就是中国开发区发展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开发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大的亮点就是冲破了传统的体制机制束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转变的“试验田”就是在中国开发区完成，使中国开发区走了一条“政府主导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推动了开发区的发展，尤其是率先在开发区形成了了“三来一补”的模式，增强了开发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的主导另一个特征，就是成立开发区管委会，发挥地方政府作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江苏省昆山开发区以自费办开发区，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保证开发区依法运行，中央和地方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较好地保证了开发区发展和招商引资活动依法运行。        
　　2.以招商引资为中心，高起点建设营商环境
　　中国开发区是在“一穷二无”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要使开发区能够顺利运行，就必须以招商引资为中心，一切为招商引资服务，让进入开发区的外资、外商、内资、内商，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开发区是他们发展的平台，是他们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载体，这就要求开发区必须高起点建设营商环境，这当中既包含“硬环境”，又包含“软环境”。其“硬环境”建设方面，从开发区初期的“一平三通”（地平；水通、路通、电通）到现在的“一平十二通”（地平，水、电、路、气、通讯、邮、热力、燃气、污水处理、气体达标排放、智慧园区、生活服务) 。在“软环境”建设方面，首先制定符合本地特点的开发区政策指南或服务指南，在开发区所在地区营造出招商引资的社会氛围，让投资者享受优惠政策，如“两免三减”（即外商企业经营期10年以上，可以2年免征所得税、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等，对投资者热情接待和服务，申办手续实行“一站式”完成，把法制环境落实在行动上，让投资者安心创业。同时，推进开发区绿色生产、节能降耗，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开发区企业员工创造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激发员工全身心的投入到生产过程。正是中国开发区高起点建设营商环境，使开发区招商天天有“新人”，月月有“新户”，年年有“新资”。
　　3.树立规划先行，带动要素集聚和产业集群
　　中国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规划先行，把开发区发展列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实施，而不以领导人的变更、而更改开发区的发展规划。对开发区实行统一建设，把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做到有序衔接，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用规划来引领要素集聚。尤其在开发区创办初期，很多投资者不了解开发区的发展未来，开发区就向投资者宣传未来前景，并利用政府的行政力量，使土地、资金、人才向开发区集聚。通过这些要素集聚，提升了开发区产业的发展水平，吸引更多的企业向开发区集中，形成产业集群。如大连开发区一直走在辽宁省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他们累计利用外资300多亿美元，通过资本要素带动技术要素集聚，他们吸引了美国英特尔、德国大众等世界500强企业中79家进驻开发区。天津开发区通过资本和管理要素的引入，控股了50多家参股企业，形成了北京万通地产公司、新世界集团、广洋集团、雅高集团、宝利豪等6大企业集团， 2016年天津泰达集团营业收入737.8亿元。正是中国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以规划引领要素集聚，带动产业集群，从当初的小企业、单个企业的发展，引来了几十家企业的配套生产，培育了数以千百亿元产值的“企业航母”，从南到北，由西向东，在中国大地上开发区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发区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4.“政、产、学、研、银”五体联动，合力促进研发创新
　　企业是开发区的主体，开发区的发展离不开企业。企业发展，又离不开产品的研发创新，研发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银行5家相为一体，推动开发区创新发展。在开发区研发创新过程中，每个开发区都建立了孵化中心，让区内企业到孵化中心来研发、孵化，把研发的新产品再带回到企业生产。为推动创新发展，中国开发区很重视研发人才的引进，对海归、高层次人才实行高薪聘用，为他们研发、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有的开发区还提出“引进一名博士海归人才，奖励100-500万”不等，支持他们搞创新研发。据资料统计，中国每年有过百万的专利申请，其中 70%来自开发区的企业申请专利。在研发过程中，开发区企业还做到与高校、科研院（所）相结合，有的开发区为一个新产品会邀请2—3家知名高校做技术后盾，有的开发区为一个产品配备聘请院士作为专家团队，进行技术指导。以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为例，从1988年创建之初的单一园区，发展到今天的“一区十六园”，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充分利用区内40多所高校、206家科研院所、常居住区内的532名院士等创新资源，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11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8家，吸引1.8万名海归人员在区内从事研发创新，还吸引和留住中国“千人计划”中874名领军人才，在园区企业从事研发创新，形成了企业研发要素的高度集聚。2016年，中关村园区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超过4万件，其中发明专利超过1万件，高新科技产值占全国的1/7、北京市的1/4。这种以“研发创新集中、研发人员集聚、研发装备集群”的集聚研发效应，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银行5家共同作用，才能推动开发区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竞争力。目前，以“华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以“海尔”为代表的“冰洗产品”，以阿里巴巴为标志的电商平台，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推动了“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他们都是中国开发区的代表性企业。
　　5.推进“以产兴区，以区促城”，实现多层次城乡互动
　　产业是开发区生命的“常青之树”，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把产业放在第一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既重视制造业，又重视服务业。大力发展制造业，充分利用开发区的空间优势，形成了开发区产业集聚的发展优势。正因如此，中国开发区“以产兴业、以业兴区、以区兴城”，实现了城乡之间多层次互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效应。如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办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创办时，从起初的80平方公里规划区，到目前已形成了300多平方公里的苏州新城，2015年实现GDP2070亿元，税收总收入超670亿元，成为全国开发区创新发展和创汇经济的“领头羊”。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城镇化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其中0.2百分点来自中国开发区的贡献。这种“区城互动”，不仅表现在空间上的互动，更多的是来自于发展成果的共享互动，开发区企业吸纳了大量城镇职工就业，开发区企业为每一名员工都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同时，开发区发展又为当地的农民征地安置、进城就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吸纳了城镇下岗职工到开发区企业再就业，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这种多层次的互动，是中国开发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鲜明特色，使中国开发区走出了一条“以产兴区，以区促城”，实行城乡互动的新路子，真正体现了“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为两个“100年”目标实现，做出了中国开发区应有的贡献。
　　6.调整产业结构，为增长转型注入新活力
　　中国开发区从建区始初，就保持着充满活力的创业精神，进入本世纪以来，面临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中国开发区适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实行以“资产为纽带”和以“技术为纽带”的企业重组和产业结构重组，还有的是以“销售方式”为纽带的市场整合重组。2004年，全国开发区工作会议及时提出了“以提高吸收外资质量为主，以发展现代制造业为主，以优化出口结构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致力于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促进开发区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发展”。这种“三为主，二致力，一促进”的指导思想，使中国开发区在进入新世纪后进行了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为开发区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开发区还十分重视供给侧改革，推行“三去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还把重视绿色发展、清洁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的单纯追求外延增长向提高内涵增长转变，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发展转变，着力增强企业自我创新能力，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主动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和融入世界经济循环。
　　三、中国开发区模式在境外园区建设中能否可以借鉴
　　中国开发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大变化中产生，既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也反应了世界经济变化的规律。所以说，中国开发区的发展模式，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境外园区得到借鉴和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境外园区要以国内资源需求为出发点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占有量较小。以耕地和石油为例，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石油占比更少，我国石油可采总储量114.9亿吨,居世界第9位,人均占有量还不到世界的1/10，居世界第41位。所以建立境外园区，首先要以国内资源需求为出发点，如：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在境外都建立了自己的园区，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能源需求。又如徐州盛泉洗煤厂，2012年在外交部、商务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在伊朗建立矿产品资源加工园区，投资购买了伊朗考勒蜀勒70平方公里的无烟煤矿区，现已探明煤炭储量24亿吨，拥有100%的股权和永久产权。为推进境外矿产品资源加工园区建设，他们组建了伊朗中国天堂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投产5年来，年生产无烟煤达400万吨。同时，伊朗中国天堂矿产品加工园区利用本地廉价汽油（0.3美金/升）和柴油（0.7美金/升），实现了露天矿区的无烟煤低成本开采，每吨开采成本2元人民币，再由矿区通过公路运输到霍尔木兹港口，每吨运费100元人民币。该园区开采的无烟煤，运到国内沿海钢铁厂和发电厂，其开采、运输、人工等各项费用约700元/每吨，比国内无烟煤价格节省30%之多，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境外园区的设立要以国内缺乏的资源、能源为出发点，从这个前提出发，重视对沿线国家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保护了国内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保障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全方位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图。
　　2.建立境外园区要以产能优势互补为重点
　　建立境外园区要体现产能优势互补为重点，既能充分利用好国内产能，又使这些产能符合当地所在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如我国钢材、水泥等建材。中国交通集团，根据2002年3月中巴政府协议，购买了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西南部的瓜达尔港43年的使用权期，兴建瓜达尔港，2015年2月竣工，2016年投入运营。投入运营后大大改善中国石油运输路线，增强了我国能源安全，大大降低石油运输成本。过去，中国从西亚进口原油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进南海和台湾海峡，长达14490公里，现在从瓜达尔港运输石油至中国，其路程将缩短85%。为了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集团还在港区建立了机场、铁路、管道等综合运输体系，使瓜达尔港成为巴基斯坦国家首个经济特区，使交通闭塞的瓜达尔港的80%居民不再以打鱼为生，迅速改变了渔村贫困面貌。同时，中国中交集团还帮助当地建立了一所综合性医院，3所学校，使20万土著人转眼之间迈入了现代社会，赢得了中巴两国人民广泛称赞和赞扬，也使瓜达尔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闪亮的明珠。因此，境外园区设立必须体现产能优势的合作互补，根据所在国的发展水平确定园区发展方向，发挥各自的产能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增光添彩。
　　3. 建立境外园区要以贸易“双通”为基础
　　中国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劳动密集型产品“8亿件衬衫换取一架波音客机”，今天我们虽然能生产C919大客机，但是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起步的贸易活动，在今天的“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园区建设中可以借鉴和复制。如浙江华立公司在泰国建立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服装生产工业园区，他们在泰国东海岸的罗勇府，建立了泰中“罗勇工业园”，预计到2020年，总投资约1000多亿人民币，已完成了4平方公里的开发招商， 70余家企业签订入驻园区合同，38家企业投资建厂，为泰国创造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形成了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生产、销售产业链，在泰国服装市场中保持了很强的竟争力。同时，华立公司还以该园区为核心，加快开发第三期项目，并延伸至泰缅边境，打通从太平洋至印度洋的物流通道，串联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产业拼图”，辐射欧洲、非洲、中东市场。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华立公司希望重现当年华人“海上丝绸之路”雄风，闯荡大海大洋，建设“一带一路”沿线的新一代“工业唐人街”。因此，设立境外园区必须从有利于贸易“双通”为基础，瞄准东道国市场需求，保证境外园区生产的产品，既能在当地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又能向欧美高端市场进行扩展，提高沿线境外园区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4. 建立境外园区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
　　设立境外园区要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精神，尤其要体现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大已把“一带一路”写进了党章，这就表明了推动和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是全党在新时代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要依照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倡议精神去执行，把 “五通”中“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作为境外园区起步的抓手。如中铁集团承建了越南首都河内首条城际铁路，总值达6320万美元，将于明年3月投入运行。与此同时，中铁集团还按照“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获得匈塞铁路总承包资格，于去年中标了100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又如，由广西农垦集团公司投资9300万美元，建设了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在园区建设了供水厂、污水处理厂、15万伏特的变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行政办公中心、住宅小区、体育中心、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为入驻企业提供良好便利的投资和居住环境，被商务部评为境外经济贸易示范区。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境外园区，首先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当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既保证对当地东道国资源“用的上”，又使当地东道国的产品能够“拉得出”，保证境外合作园区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升。
　　四、建立境外园区，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1.坚持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横跨三大洲、两大洋，还有地中海、红海、黑海、里海、波罗的海，经济发展空间大，社会人文差异明显，要建好“一带一路”，只有坚持开放合作，让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境外园区，都能找到共同的契合点。“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的重大倡议，既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沿线人民的愿望和愿景，同时也表达了沿线国家人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同心声，要达到双方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才能惠及沿线的广大人民，实现共赢、多赢，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建设沿着健康、持久的方向发展。
　　2.坚持优势互补
　　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制造业处在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既有工业化的初期，又有工业化的后期，搞好“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园区产业合作和经贸合作，必须坚持优势互补，一方面要发挥中国的产业、资金、人才和管理的优势，一方面要发挥所在国的区位、空间、市场、资源的优势，只有坚持优势互补，才能保证“一带一路”效益的最大化，
　　3.坚持和谐包容
　　“一带一路”国家，横跨地球东西9个时区，连接南北两个半球，直接涵盖65个国家，覆盖面积超过5000多平方公里，惠及46.7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30％以上。 “一带一路”还涉及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的新疆到伊朗、沙特，直至耶路撒冷，逐渐形成了伊斯兰教文化区。所以说，三大宗教深刻地影响着“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首先要坚持和谐包容，包容的前提是要遵守东道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东道国的民族习惯，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只有互相包容，才能把“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到实处。
　　4.坚持市场运作
　　“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有直接关联的65个国家，还影响着其他130多个国家，在这么大空间区域上，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某种程度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使这项惠及全人类的重大倡议得到有效的实施，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按照市场的规则，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市场化运作，才能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建设持续地进行下去，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也祝愿各位朋友事业腾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