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缩影，2021年，苏州实现经济总量约2.27万亿元，约占中国的2.1%，列江苏省内第一，排中国城市第六。而在以GDP为核心的一系列数据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外向型经济的指标。

　　比如，到2021年底，苏州以0.09%的国土面积创造出的进出口总额约占中国7.7%，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对美贸易占中国的1/8、占江苏全省的2/3。

　　而在一系列外向型经济的贡献上，苏州工业园区和昆山市是主力军和先行者，前者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首个重要合作项目，后者则主要是对台的招商引资（电子信息产业为主，集中在昆山经开区），是中国台资和台商的最主要聚集地。

　　“实践中，苏州工业园和昆山经开区对中国的开发区体系发展赋予了新动能，所走的路是对开发区的重新定义。”江苏省委决策咨询专家、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张远鹏研究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当前，在进入“十四五”后，苏州创新开放的下一步怎样走？

　　起步晚但起跑快

　　实践中，无论是苏州工业园区抑或昆山经开区，既不是1984年首批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不是1991年首批批准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呈现出起步较晚，但起点高、起跑快的特点。

　　对苏州工业园区而言，不仅开创了中外经济技术互利合作的新模式，而且还实现了从中新合作到国际合作、从学习借鉴到品牌输出的重大跨越。

　　与全国现有的300多家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方式不同的是，苏州工业园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职能清晰、高位协调的合作机制：以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为协调机构，研究解决园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中新双边工作委员会为执行机构，定期协商推动具体合作项目；以园区借鉴办和新加坡贸工部软件办为联络机构，具体负责借鉴新加坡经验日常工作，构建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济发展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的3个层次。

　　昆山经开区创立者之一的宣炳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三机”（手机、计算机、数码照相机）成为了开发区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的突破口，但这又与原先的工业基础不匹配，因此设立了适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全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2006—2007年的高峰期，昆山经开区的“三机”产量约占世界的25%、45%、20%。至今，来自台港澳的投资者奠定了昆山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完备的产业链条、上下游产业配套，成为了苏州当前建设产业创新集群的先手棋。

　　“实践中，苏州工业园和昆山经开区所走的路是对开发区的重新定义。”张远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因为苏州工业园和昆山经开区的引领，江苏省开发区的数量、质量均居全国前列，促使了江苏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其中，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连续10多年全国首位，外企固投超过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投资的1/3，外企涉外税收占全省税收的23%左右。

　　产业转向中高端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也是苏州工业园产业的突破年。

　　数据显示，苏州工业园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07亿元，进出口总额941.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9.7亿美元，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4.5%。具体到产业，2020年，园区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保持年均20%以上增幅，实现总产值达2494亿元，增长22.9%。

　　其中，作为“一号产业”的生物医药，当前已集聚企业1800多家，产值突破千亿，产业竞争力和人才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一。

　　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创新委员会知识产权处处长吴芸芸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第一期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底层资产，已为苏州片区内8家生物医药企业的67项知识产权授权了专利，其中第一期发行的票面利率为3.95%，平均每家企业融资400万元至700万元，解决了生物医药企业初期融资渠道窄、成本高的痛点。

　　而以第三代半导体为代表的纳米技术应用产业加速发展，中国半导体MEMS十强企业中，有一半在苏州工业园区，其纳米新材料集群，则入选了首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被誉为全球八大微纳制造领域最具代表性区域之一。

　　至于昆山经开区的电子信息产业，不仅规模占到苏州的半壁江山，因多年积累发展完备的上下游，则成为了当前苏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即成为了苏州建设产业创新集群的第一步。

　　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苏州科技大学教授徐天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昆山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集群已从过去的制造为主进入到信息研发创新集群的升级，也就是通过制造环节转移和研发环节的沉淀，逐步转向以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为主要活动的创新集群。

　　打造苏州城市新中心

　　在2021年9月的苏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苏州工业园区被赋予了建设“苏州城市新中心”的定位和任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创新，是上述新的“任务和定位”的关键。

　　不难发现，近几年来，尤其是苏州自贸片区挂牌落户两年来，苏州工业园区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沈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强产业铸就的背后，营商环境尤其是涉外部分，是最基本的保障和支撑。2015年，苏州工业园区成为全国首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地区，并成立了江苏省内首家国家级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园区的企业服务中心，已发展成为了政策计算器。”徐天舒对此解释，一旦有企业落户园区，“政策计算器”会自动匹配出政策并在第一时间主动“送过去”，而不是“企业找政府”。

　　2020年11月，苏州国际商事法庭在苏州工业园区揭牌启动，这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在地方法院设立的首个国际商事法庭，将集中管辖苏州全市范围内的涉外商事案件。苏州国际商事法庭法官俞水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将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司法服务，为中外市场主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目前看，涉外的经济类官司占主要部分。

　　沈觅表示，苏州自贸片区将持续以制度创新为“支点”，努力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地、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在对外合作的高水平开放上，与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不同的是，因为地区生产总值的31%、工业总产值的56%、利用外资的61%、进出口总额的67%，都来自于台资企业的贡献，因此昆山成为了全国第一家以海峡两岸为主题的金改试验区，其中的昆山经开区则是重点实施区域。

　　昆山金改重点不是单纯对外资简单的扩大开放，而是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让内外资的金融资源，更好注入到实体经济中，支持产业的转型升级。并且，还要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

　　昆山市政府分管负责人在金改获批时的媒体通气会上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内外资的优质金融资源要素能够有效帮助产业链中的骨干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提升外资龙头企业的本地根植性、提升本土跨国公司的控制能力。当前，金改带来的企业财务成本的下降已超过10亿元。

　　“站在全国层面看，苏州工业园区和昆山经开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所同亦有所不同，但都是通过和国际接轨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此探索现代化，并做出各自的贡献。”张远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